（六）侵害公开权的法律效果1．损害赔偿（1)成立要件公开权指个人对其人格特征在商业上使用得为控制的权利。

[43]最后，如果说通常所言的生命权往往侧重于保护生物生命，则精神生命的保障更多与人性尊严的保障联系在一起。在孕期的前6个月，母亲的选择权高于胎儿的权利。

近数十年来，阿梅利（J. Amery）、康莱（W. Kamlah）及罗曼（J. Roman）等思想家分别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支持在没有出路的极端情形下自杀的正当性。自杀也违反了自律原则，因为它是从别的东西（如幸福等）中引申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因而这一准则显然是他律的。虽然尚不能说人的精神与其他动植物具有同一物质基础，但仅仅证明作为法律意义上人格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的生命在法律意义上与作为物的动植物生命具有同一物质基础，就足以使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区别不能成立。因此，生命权的内容是否确定包含主体对生命利益的自主支配权充满争议。[44]李震山：《从生命权与自决权之关系论生前预嘱与安宁照护之法律问题》，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1997年第2期。

[40]因此，脑死亡标准的采纳其实也受到了精神生命的影响。[35][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6页。(3)正当法律程序的例外。

有原则就有例外，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也是如此。法院又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应当举行正式的听证。3．一个理性人能够接受的标准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应当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人（a reasonable person）能够接受的标准。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weet＆Maxwell,London, 1983 ．p. 297. 进入专题： 正当法律程序 。

而上图所示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却没有体现出完全意义上的沟通。不论判决的内容是否公正，首先在判决的程序上必须保证公正。

美国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如同美国法的其他制度一样，亦由英国法继受而来。正式的听证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加重财政负担。五、结语：正当法律程序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各单行法律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也并非尽如人意。不说明任何理由的行政裁决，就是行政独裁。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法律程序经美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以后，该条款作为人权保障的基石，成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在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并在其辖境内，不得否认任何人享有法律上的同等保护。自马修斯诉埃德里奇案以后，法院在判断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时，一般考虑上述三个因素作为指导。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专家组在巴西诉阿根廷家禽反倾销措施案中更是明确指出，行政决定应当具备理由说明该决定的合理性，并且其理由应当是作出决定时的理由，事后的解释是无效的。笔者认为，从交往行为理论交往合理性的视角，并从前述一个理性人能够接受的标准、判断标准不能过于复杂、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这几项要求出发，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应当确定为排除偏见、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这三项核心要素。

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始终要求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25]参见前引[13]张千帆书，第221、226页。

[32]行政行为作出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双方的交往过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没有必须说明理由的义务。[30]参见前引[28]，第84页。对于大量适用非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裁决，其说明理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四、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的分析解决问题需要从分析问题入手，而分析问题，借助于恰当的分析工具非常重要。正当法律程序要求采取适合具体案件的听证形式。

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根据戈德伯格诉凯利案判例，按照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社会保障署在终止伤残津贴以前，必须给与当事人事先的正式听证机会。从这个假定可以推出，行政机关负有解释它为什么偏离过去的原则的义务。

[11]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都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了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第139-143页。

政府不可能收回这两项费用。[24]参见贺振华：《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是否客观》，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4月13日。

—笔者认为，行政行为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互动、沟通行为。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来看，行政主体没有偏见，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并说明行政行为的理由，在程序上才符合基本的交往理性。[55]在同年的另一个案件中，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指出，说明理由的义务不应局限于正式行政程序，而应当适用于所有的行政决定。在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很有启发意义。

[45]说明行政决定的理由，无论是对公民、对法院以及对行政机关自身都具有显著的意义。关于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以下。

[3]R. v.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23 ) 1 Str. 557 (Fortescue J) .—法官说：我记得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说过，即使是上帝，也是在召唤亚当进行辩护之后，才作出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案卷沉默不语，法院就无法履行审查职责。

⑤请律师陪同出席的权利。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多次运用这一原则宣告国会的法律违反宪法。

[22]参见汤德宗：《行政程序》，载岳翁生编：《行政法》（下册），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69页。上述P×V≥C公式中的P(因采用额外程序而提高的决策正确机率）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数值。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91年颁布实施。听证，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核心内容。

对于第二个因素，当事人的利益被错误剥夺的危险越大，就越要求增加程序保障。如果对裁决不予说明，公众就完全不知道这样做的道理。

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索必成、胡盈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法院认为这种事前的正式听证，使政府的负担过重，因为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资源总量是有限的。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对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而言，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可谓当务之急。